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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生态与中国民族舞蹈的特异性 – 舞蹈评论 – 深圳舞蹈网

澳门新葡亰6609,显示动作部分和动作。重要的动作部位和动作具有动作本质的特征和规律,但同时又具有独特性、鲜明性、具体性和生动性。它是民族特有的“徽章”,是民族舞蹈运动最鲜明的特征。

全文来自—-《文艺研究》 2006年第04期,谢谢。

内容提要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原生态舞蹈,它们在舞蹈语言(形态、节奏、步伐、呼吸、显要动作与部位、动律)上都有一定的差异,从而形成了民族的特异性。舞蹈的民族特异性与社会文化环境、自然环境即舞蹈生态环境的影响有关,我们应尊重并保护舞蹈的民族特异性,优化民族舞蹈的原生态环境。关键词舞蹈民族特异性生态环境民族差异除了生物学上的辨识以外,还可以文化相区别。文化是民族之根,舞蹈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原生态的民族舞蹈植根于民众,在比较固定的播布地区自然传衍,具有约定的习俗性,因而长期保存着相对稳定的传统风格和与民族生活、民族心理、民族礼俗相关的鲜明的特点①。它记录一个民族最本真的舞蹈族性,以形体舞动标识本族与他族的族际区别。更重要的是,原生态的民族舞蹈以动态形体巩固本民族的文化模式,强化本民族的群体凝聚力,传承、链接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散播本民族的文化内容。在任何意义上,舞蹈都是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一、
舞蹈民族特异性的语言显现民族性不仅是对于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风俗、习惯和特色的忠实描绘②,而且民族性也是用来测量一切艺术作品价值的试金石。舞蹈那消除不掉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历史生活烙印,是一个民族精华的灿烂闪烁、散发耀眼光芒之处,也是使人产生民族认同感、归属感的关节点。梅洛庞蒂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判断: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③舞蹈民族特异性问题,无疑也应从身体开始。人体是保存、表现、延续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任何一个舞蹈形体运动都彰显着民族特异性,浸润着民族意识。一个人只要跳一支舞,我们就可以判断其民族性,领略到那一民族的特有风采。因为在其形体运动的部位与方式、高频显要动作、动作力度、节奏、呼吸、步伐、技巧等方面,都会具有民族特异性的痕迹。即使一些同类、同源舞蹈,其民族特异性也难以混淆。如鼓舞是许多民族所共有的一类舞蹈,其共同的形体运动即为击鼓,但是它们的显要动作、节奏、鼓的作用、鼓舞关系、风格都有较明显的区别(见表1、表2)。表1为同类、同种、不同舞的各民族鼓舞。其中鼓的材质相同(铜),并且主要是作为伴奏乐器使用,这与鼓的重量有关。从舞蹈上看,舞蹈表演形式比较相似(主要为圈舞),节奏变化也类似(大多由慢渐快),但是在舞者显要动作部位与动作和舞蹈动律方面则有相当大的差异,有的是扭摆,有的是转动。从表2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不同民族的鼓舞是同类、不同种、不同质、不同形、不同舞。虽然同为鼓类,但是式样、材料不同,鼓舞关系不同。鼓的重量大的,鼓舞分离;鼓的体量小而轻巧,能够挎于身体的,则又击又舞,鼓与舞结合。挎鼓而舞,鼓即为舞具,其击鼓的动作直接影响舞蹈动律。一些同源的民族舞蹈可能存在着相同和相近的特点,但是具体的舞蹈语言又有差异(见表3)。表3里的这些民族的族源都是中国古代游牧民族氐羌,虽然这些舞蹈在踏跺击节的特点、环舞构图方面几乎一致,但在舞蹈语言上又各有民族特点。舞蹈形体运动的基本要素主要体现为节奏、呼吸、步伐、显要动作部位与动作、舞动等④。笔者认为舞蹈的民族特异性也主要集中表现在这几方面:其一,舞蹈形态。人的生命特征是以动态而显现的,从婴儿诞生于世的手舞足蹈到老者辞于人世的静止不动,运动形态成为生命信息、征候的标志符号。同时,人的精神、思想、灵魂,都蕴藏、表现于舞蹈形态中。观者可以从舞蹈形态肌肉的张弛、线条的曲伸、节奏的徐疾、动静的结合和转换之中,捕捉到内在的精神信息。一般而言,舞蹈形态蕴藏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涵,传播着民族文化的信息含义。如头、躯干、下肢构成梯形倾斜状态是蒙古族的舞蹈形态,具有不稳定的动势倾向;由屈伸动律而形成的手、脚、身体三道弯的造型特点是傣族舞蹈特有的形态;朝鲜族的舞蹈形态是收腹、提臀、含胸、垂肩,构成内敛之势;昂首,挺胸、立腰,形成维吾尔族舞蹈柔软、舒展的姿态。不同民族的舞蹈体态特征的差异导致节奏、动律、风格的差异。如藏族舞蹈体态具有弯腰、曲背、懈胯、一顺边的特点,这产生了膝部的连续不断、小而快、有弹性地颤动和柔韧的屈伸动律,表现出飘逸、沉稳的风格。各民族的舞蹈体态特征,首先受制于人体的自然形态条件,
而这一自然体态的形成,又受到社会文化、自然环境等诸因素的影响。藏族舞蹈体态特征与沉重的藏袍对人体胯部的压力以及厚实的筒靴对小腿运动的限制有关;而佤族舞蹈体态特征的屈膝撅臀,又明显地与其稻米生产中的舂米动作有关。民族舞蹈形态并不是以达到和谐、完美为目的,而是要传达出负载在这一形态上的民族意识以及暗含的思想感情。从一些民族的舞蹈形态上看,傣族蕴涵着柔情,蒙古族蕴涵着豪情,维吾尔族蕴涵着热情。人的舞蹈形态几乎可以承载一切人类感情,
或快乐、或悲哀、或恐惧、或痛苦,既可表现激情的火焰燃烧,也可潜藏悲情的沉痛哀婉。人的形体运动是因情而发、因情而生、因情而动,所以,舞蹈形态就是情感的动态外化。难怪有的学者说,人类从里到外都是动作性生物一种以动作、姿态、行动来表达(情感)和沟通(思想)的灵长类动物⑤。其二,节奏。节奏产生于动作在方向、力度、速度等方面的对比、重复或变化。从婴儿自发的节奏活动,到逐渐发展成为由肌肉控制的节奏运动,揭示了节奏的变化过程。节奏本身具有独立性,也具有一定的情感意味,它以不同的时长、强弱、抑扬、顿挫的周期性变化表达人的情感的起伏、变化,所以,人的激动、哭泣、欢笑都含有节奏。节奏的功用是引导人的整个肌体参与协调、平衡、统一的韵律活动,给人以舒适、安详、自由的感觉。由于内在的情感节奏因其潜隐性而不易发觉,需依靠外在的动作节奏而显现,故人的节奏具有了内外关联的互动性、对应性特点。各种不同的内在情感节奏的发展与变化,会产生相应的外在动作节奏。激动的、昂扬的情感引发快速节奏,导致疾速的旋转、奔放的大跳等动作;平静的、稳定的情感引发缓慢节奏,带来舒缓的舞步。反之,动作节奏的变化(力度的强弱、速度的快慢、幅度的大小),亦可表现出不同的情感与情绪。如朝鲜族的均匀而缓慢的古格里节奏,表现含蓄之情;刚劲有力的他令节奏,表现豪放之情。舞蹈节奏的延伸和发展,可产生令人回味无穷的韵律,它使身体各部位动作之间和动作与动作之间出现连绵起伏的流动线条。朝鲜族的沙尔扑里是在古格里节奏上的变形,其悠长绵延的节奏,表现出一种深远的意境、一种优美的内蕴。节奏是舞蹈语言的关键要素之一。从节奏型上看,维吾尔族多郎车齐克得麦是6/8的节奏型,其表现在膝部微颤的动律中,使其舞蹈动作风格稳重大方。景颇族舞蹈节奏的快慢不一,使得双膝的屈伸运动动律产生变化。节奏较慢时,双膝的屈伸平缓有韧性,上身前俯后仰的幅度较大;节奏加快时,双膝的屈伸轻快而具弹性,动作显得欢快灵捷,活跃欢腾。怒族达比亚舞节奏大都为中速,每拍节奏膝部屈伸一次,屈伸均匀并富有韧性,产生了沉稳的民族风格。可见,节奏是观察、分析、区别舞蹈的民族特异性的基元之一。其三,呼吸。作为胸廓的机械运动的呼吸是人最重要的机能,是人的生命基础。它有频率、深度和节律之分,又有胸式、腹式之别。呼吸(提沉)同动作的开合、上下、起止相一致,开提含沉、上提下沉、起提止沉,长身与发展须吸气,沉身与收缩则呼气。一个人的情绪、情感决定呼吸方式与动律。当人沮丧、悲痛时,一般是长吸短吐,动律以旁提为主;欢乐时是快吸快吐,动律以横拧、闪、点为主;而在狂怒、焦虑时,呼吸则是短吸长吐,动律以立圆加拧、倾为主。中国古典舞里的身韵的基本元素冲、靠、含、腆、移、旁提无不靠呼吸(提沉)带动。即使玛莎格蕾厄姆的现代舞动理论即收缩(呼出)放松(吸入)肌肉活动也与呼吸相吻合。可以说,呼吸在运动造型中起到了推动、缓解的作用。动作也可始于身体的其他部位,躯干、臂、臀、手、肩同样可以给动作以推动,而一旦某个姿态在四肢的某个部位出现起点,呼吸就能起到减缓某个特定姿态张力的作用⑥。呼吸赋予动作、姿态独特的魅力,形成特殊的韵律与风格。缺氧的高原牧区环境使藏族人的呼吸带有压抑感和负重感,从而形成舞蹈慢吸慢呼的特点。如弦子舞呼吸具有连贯性和控制性,舞者膝部延绵不断、既松弛又有控制地微颤,这样就使其动作产生动人的抒情美。蒙古族舞蹈的呼吸特点是快吸慢呼,即空拍和弱拍上快吸气、重拍上慢吐气。如趟步加柔臂的动作里呼吸就是随着手臂下压而下沉,随着上步而快吸,以呼吸带动踏步、拖步的起伏,表现出蒙古族舞蹈粗犷剽悍、豪迈矫健、稳重端庄的特点。维吾尔族舞蹈的呼吸气息短粗而有力,宏大而坚强,形成屏气、快吸快呼的特点,导致其运动形态呈上下行走的螺旋型。除了呼吸类型、特点与舞蹈动律的关系之外,还可看出呼吸与动作性格的关联性。舞者呼吸自如流畅,动作往往优美抒情;呼吸急促短暂,动作往往迅猛激烈。在呼吸类型上,舞蹈的自然型呼吸与通常的呼吸节律相一致,而非自然型呼吸需要根据形体运动特征艺术地调整与控制呼吸,以力度、节奏去支配呼吸,或快呼快吸,或慢呼慢吸,或慢吸快呼,或快吸慢呼。人为控制的艺术呼吸是形成朝鲜族舞蹈动律之源泉,舞者以呼吸带动身体动作,而呼吸又受舞蹈伴奏长短的制约。无疑,这种艺术呼吸增加了形体表现的难度,但同时也反映出舞蹈的理性因素与成分。呼吸系统的肌肉无论在多么有限的程度上服从于意志,我们也能够有节奏地操纵它们,也就是说,去分配时间,用一种更强悍的肌肉张力去强调每个部分⑦。其四,步伐。身体重心的转移并以脚步来完成的基本动作步伐,被看作一切空间、时间与力度变化的基础。对舞蹈步伐的分析,它能使我们准确地把握舞蹈本体动作的民族特异性,克服表象的、模糊的一般性描述。而通过下肢的生理机理特性和运动流程规律,则可以确认舞蹈步伐的特征⑧(见表4)。我们只要认真分析下肢的生理机理特性和运动流程规律,就可以十分容易地确定一些民族舞蹈的步伐特征。如云南瑶族度戒舞的步伐属颤动型,重心频繁交换,
膝部的屈伸带动全身的颤抖。鄂西土家族的耍耍基本步伐是蹲曲型走步类,流程走向为或横向或竖向的直线型。舞蹈着的人体在空间移动位置靠步伐来完成,
在双脚起落的过程中,往往能使节奏型十分鲜明地表现出来⑨。节奏是步伐的一个基准单位,它也影响步伐特征。傣族鹭鸶舞节奏处理是弱拍时双膝快速弯曲,动力腿敏捷地抬起,重拍时双膝韧性伸直,动力腿同时轻盈地全脚掌落地,形象地模仿了鹭鸶行走的动作。纳西族阿哩哩步伐始终为六拍组合,左脚开始顺时针方向走三步,左右腿各抬一次,上身随腿部动作前俯后仰,抬腿时,主力腿跳离地面,上身后仰特别突出。通过对一些民族的舞蹈步伐分析,可以发现,它们在步伐类型、运动幅度、运动流程、节奏、动势等方面差异明显,都具有本民族特征,容易辨识,难以混淆。其五,显要动作部位与动作。显要动作部位与动作具有动作本质的特点及规律,但同时它又是独特的、鲜明的、具体的、生动的。它是舞蹈民族特异性的徽章,
是一个民族舞蹈动作的最鲜明的性格特征。在民族舞蹈里,有的舞蹈动作相对运动幅度较大,成为舞者动感中心与集中部位,其视觉效果显著,这一显要动作部位与动作让人最容易分辨出民族特异性。如手是土家族的摆手舞的显要动作部位,单摆、双摆、回旋摆等摆手动作构成其显要动作。脚是彝族左脚舞的显要动作部位,踏跳是其显要动作。若按舞蹈运动幅度大小,可区分出显要动作部位、次显要动作部位、次次显要动作部位。在景颇族刀舞里,手腕、手臂翻转舞出刀花,同时,左、右脚呈现弓步等以配合手的动作。所以,手是显要动作部位,脚是次显要动作部位。傣族腊条舞因双手托住点燃的腊条,掏手、向外划圆等手部动作就成为显要动作,而起伏步、抬前脚、后屈腿等脚部动作成为次显要动作。观察显要动作部位与其支撑部位的角度可确定其运动幅度的大小。蒙古族顶碗舞其显动部位是头颈部,且稳定不动,头颈部的运动幅度为零度;而筷子舞的显动部位是上肢,上肢围绕躯干大幅度运动。没有一个民族舞蹈没有代表性的显要动作,这些显要动作在舞蹈里高频出现,让人无法忽视。其六,舞动规律。舞蹈动作单独或组合运动,都可形成舞蹈动律,它是动作的枢纽。通过对民族舞蹈舞动规律的分析,可使我们在舞蹈民族特异性的认识上获得本质的提升。每一个民族舞蹈动律存在的具体部位以及局部的或组合的运动特点是不一样的,如集中于下肢并具有下肢动作规律的有维吾尔族多朗舞,在它的动律中有快速的迈步或撤步的滑冲和膝部小屈伸的微颤。具有上肢动作加躯干动作规律特点的如蒙古族盅子舞,有手部绕圆动律以及身体横摆扭动律。在布依族舞蹈里,舞者上肢转体扭摆动作轻舒自然,手臂动作以环状和悠摆居多;下肢多为屈膝和盘腿,胯臀的扭摆和膝关节的屈伸牵动上肢,几乎是全身组合运动构成其动律。因此,舞动规律的多样化源于舞蹈民族特异性,若无民族特异性,舞动规律则统一而单调。其七,技巧。无论怎样的艺术家,若不掌握技巧,就是最丰富的感情也无法很好地表现。技巧往往集中于身体的某一部位,并突出与强化以形成典型技巧部位与动作。有的民族具有特殊的舞蹈技术方法与细节。从典型技巧部位来看,以头部为典型部位并发展出技巧动作的,如维吾尔族盘子舞中的顶碗技巧,突出表现头部的稳定性与平衡性;赛乃姆里的移颈技巧,主要表现头部的灵活性。以腰部为技巧部位发展出技巧动作的,有傣族孔雀舞里躺身吃水技巧;藏族舞蹈热巴中的扭腰打点、弯腰击鼓技巧;蒙古族盅碗舞里的板腰、旋腰技巧等。以上肢为技巧部位发展出技巧动作的,有土家族耍耍的
靠手、翻扇花留手、双晃手等;蒙古族的柔肩、耸肩、弹肩、甩肩、抖肩等肩部技巧。以下肢为技巧部位发展出技巧动作的,有藏族的堆谐的脚下打点的踢踏技巧;彝族跌脚舞的一边一脚至十二脚,单穿花至八脚穿花等技巧。这些高超的技巧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从舞蹈动作技巧的种类来看,各民族舞蹈技巧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如朝鲜族舞蹈的分腿跳跃、燕式腾飞,突出了滞空高度。藏族热巴的躺身蹦子
突出了高超的跳跃技巧,舞者甚至在跃起中还可以捡拾起物品。维吾尔族竞技旋转技巧也堪称一绝,跪转、空转、掖腿立转、平转,突出了旋转的复杂性与难度。这种高难的技艺,让人眼花缭乱,惊叹不已,反映出各民族舞者对舞蹈技术的掌握达到了一定程度后的巧妙运用。二、社会生态环境因素对舞蹈民族特异性的影响将生态环境与文化相连并且关注人类社会或某个族群对其生存环境的适应状况,这是文化生态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它研究某一环境背景下人类的行为和文化,考察人类如何与其周围环境相适应以及环境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塑造文化⑩。文化生态学的创始人斯图尔德认为,文化核(cultural
core)(生存方式)因其所利用的特定或有效的环境(土壤、气候等等)而发展起来,又反过来促使其他文化特征(社会组织)的形成,即环境和文化之间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互动(11)。尽管文化生态学存在某种偏颇,但它认识到,环境和文化是不可分离的领域,两者处于相互作用之中。生态系统表现为环境及构成它的一部分的有机生命体之间的结构性及功能性的相互关系(12),
因为生态系统较为复杂,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进行考察。而以舞蹈作为核心,将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当作影响舞蹈的生态环境,宏观、深入、多维地研究它们与舞蹈的交互作用与依存规律,这又是舞蹈生态学的基本任务。舞蹈生态学确立了这样一个认识:舞蹈是在自然、社会环境中造就、发展、改变的。以舞蹈生态学的观点来看,影响舞蹈民族特异性的社会生态环境因素主要有民族心理、民族意识、民族精神、民族性格、民族习俗等。民族心理特点是特定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制约与历史文化的积淀过程中形成的,通过某民族特殊的社会化过程而世代相传。德国心理学家威廉冯特认为,民族心理是社会因素的结果,是人的高级心理过程的体现,是人类的文化成果。生活习俗、道德观念、生产行为、交往行为以及艺术活动等都可表现民族心理。驰骋、游牧于草原的蒙古族舞蹈体态略向后倾、眼望辽阔草原、肩部松弛自如、步伐稳健有力、动作大开大阖,表现出强悍骁勇的心理特质,以及以草原为美、为骄傲的民族心理。所以,一个民族的舞蹈语汇可揭示该民族的典型心理特征。19世纪末的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提出团体表象概念。他认为,一切来自于个体经验的感受,实际上产生于团体生活之中,属于团体表象(13)。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民族意识即是典型的团体意识,它的存在是先行的团体表象造成的,并且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民族内部成员的个体意识。民族意识主要表现为高度的民族自我意识,即民族的个体都热爱本民族的历史和优良的文化传统,习惯于本民族的习俗、生活方式,并关切它们的存在和发展。这种民族自我意识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很大的稳定性,成为维系该民族的重要因素。在侗族祭祀舞蹈多耶里,众人拉手、搭肩成圈,有节奏地踏步徐行,双膝微颤,双手摆动。这种集体舞蹈,具有民族认同、强化血缘亲情、凝聚宗族力量的功能,也显示了特别强烈的民族自我意识。在地缘环境中历经漫长岁月的时光雕琢而成的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理想信念、价值观念的精神浓缩,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种内在灵魂,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一种推动力、向心力、凝聚力。它渗透在其风俗习惯、艺术活动之中,内化于民族成员个人的自觉信念、理想和追求,转化为民族成员个人的情感、道德和意志,使本民族成员形成一种心理定势和行为习惯,指导民族实践行为。在民族的舞蹈活动中,民族成员能够真切地感受、深刻地把握民族精神的真谛。汉族的大型舞龙活动,含有民族意识的认同,含有一种潜在的凝聚力。通过舞龙,强化了巍巍中华自强不息、奋起腾飞的民族精神,刚健有力、坚忍不拔的民族性格。一个民族的集体性格会表现出民族成员性格的共同性,它影响人的形体动作特征与形体表达。维族性格开朗活泼、幽默风趣,他们高兴时会摇头摆颈,这些动作被吸收到了赛乃姆里,形成了移颈、摇头动作。羌族的民族性格勇武不屈、豪放豁达,跳盔甲手执兵器、分列对阵而舞,威武雄壮,尽显粗犷性格。朝鲜族性格既沉着坚韧又内敛含蓄,故其舞蹈风貌是潇洒柔婉与刚劲跌宕兼而有之。因此,民族舞蹈也是性格舞,其动作性格正来源于民族性格。作为民族特点和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的民俗,如生产劳动、岁时节令、婚丧礼仪、信仰崇拜等,是民间的、群众性的具有相对稳定性和规范性的传承性文化,由民众和群体传习而得以嬗变和发展。它既是群体生活的产物,又是群体所享受的文化。独特的民俗事象和民俗传统,对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加强同样起着积极地整合与促进作用。许多民族岁时节令几乎都是载歌载舞,如红河哈尼族人苦扎扎节跳扇子舞、竹棍舞、乐作舞,拉祜族库扎节跳芦笙舞。一个民族的民俗总是与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生产劳动是关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大事,与之有关的习俗不外乎是希望生产顺利、硕果累累。在白族田家乐里,霸王鞭、白鹤舞、蚌舞等穿插其间,整个活动囊括了水稻栽插劳动的全过程,表现出白族农耕文化的丰富内涵,也充分反映了白族人民对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希冀。民俗舞蹈和民俗的传承载体均为特定的民族群体,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村寨、乡、县,或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在民俗活动的特定时空中形成了特定的社会群体,特别是通过集体舞蹈的方式强化、凝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婚丧习俗是民族舞蹈的重要内容,婚嫁舞蹈主要功能是祝福、庆贺。从龙纵舞、洒米舞的哈尼族婚礼舞蹈,到奎翮嘎和腊叉嘎的怒族婚礼舞蹈,都充满了欢乐、喜庆的气氛。与送鬼祭魂仪式相配合的丧葬舞蹈主要是安抚死者的亡灵,如景颇族丧葬舞蹈格本歌欢乐豪放,思港斋稳健低沉,金寨寨粗犷而充满原始气息。就民俗与舞蹈的关系而言,民俗为舞蹈提供了广泛的舞台,也为它增添了民族文化的色彩,更重要的是民间风俗为舞蹈艺术提供了内容、气氛和表现环境,而舞蹈又是民俗文化整体中有形传承的重要表现(14)。由对超自然神灵的崇拜而产生的宗教信仰是对社会和自然界的主宰者的神灵的志愿顺从,宗教作为人类和民族精神的支柱,有净化个体灵魂、提升社会道德、凝聚民众人心的意义。它自民族文明冶铸的一开始就深深地扎根在文明的最深层,随着历史的积淀,逐渐形成荣格所谓的民族集体的潜意识。作为一种精神风俗,
宗教信仰形成了崇拜祭祀禁忌的信仰风格。孕育与发生于原始农耕文明条件下的中国民俗文化,对大自然的依赖性表现为自然信仰和多神信仰。这些宗教信仰活动主要是一种被明确表达的、参与者可以理解相关行动的显性仪式活动。比如跳雨舞的显性仪式是求雨,参加者对仪式的目的、结果有明确的意图和决心,这可以理解为结构功能性认知模式。仪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指示:1.作为动物进化进程中的组成部分。2.作为限定性的、有边界范围的社会关系组合形式的结构框架。3.作为象征符号和社会价值的话语系统。4.作为表演行为和过程的活动程式。5.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经历和经验的表述。(15)作为文化原动力的窗户,人们通过仪式可以认识和创造世界(16)。而舞蹈就含有配合信仰观念而进行的具体的、感性的、实践的仪式活动的功能意义。如哈尼族在二月祭寨神、三月祭山、六月祭水、七月祭天地,每一次仪式活动又都是盛大的歌舞庆典。这些仪式就像一场令人心旷神怡的游戏(17)。舞蹈加入宗教仪式,扮演着崇拜对象的角色。它凝炼和浓缩着民族成员炽烈的情感、信仰和愿望,抒发出民族成员膜拜神鬼、祷求安泰、期待美好婚姻的感情,有着强烈的功利目的。在景颇族的目脑纵歌中,就有上千名舞蹈者围绕着汇集了多种崇拜偶像祭坛目脑示标起舞。他们通过舞蹈来倾诉对神灵祖先、图腾对象的崇敬和希望神灵保佑村寨平安、五谷丰登的朴素愿望。反过来,宗教信仰与崇拜也对舞蹈动作、运动路线、舞具等产生一定的影响。如由于虔诚的宗教信仰、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强制的礼仪,使得藏民形成躬腰敬礼、低手前伸,表示敬意的习惯动作,因此在藏族舞蹈的舞姿、体态上,就刻有宗教心理的痕迹。锅庄舞等一些舞蹈运动路线具有按顺时针方向(由左向右)行进的特点,反映出对吉祥追求的宗教心理。壮族舞蹈中凤凰手、蛙形动作,由蛙状动作演变而来,是壮族人以蛙为图腾的原始宗教风俗的体现和衍化。羌族的羊皮鼓舞则在舞具上留有羊人合一的羊崇拜古代遗风。一些民族文化风俗活动,为舞蹈的传承提供了特定的时空坐标、表演环境,在内容上提供了特定的社会内涵;同时,舞蹈以规律性的人体动态为媒介,表现、传达并保存了宗教主旨和文化底蕴。这些社会生态因素(民族心理、意识、精神、性格、习俗等)虽然对舞蹈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但却具有决定性意义。它们影响了舞蹈的不同层面,或内容、或形式、或风格、或动律。三、自然生态环境因素对舞蹈民族特异性的影响自然环境(地理、气候)作为一种基质因素是构成民族舞蹈生态环境的物质基础。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本民族在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下长期积累起来的整套适应系统,是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上做的最适应的选择(18)。就地理环境而言,中国主要有平原农业环境、草原牧业环境、滨海渔业环境、山林狩猎环境之分。平原农业环境的劳动对象是农作物,它依赖于一定的自然条件(土壤、水分、气候、肥料等),有自身生长和繁殖的规律,有地区性和季节性。只有适应自然生态环境,才能促进农业发展。这就形成了祈天赐福、追求安定与温饱的农耕文化,农民热爱土地、企盼丰收的心理。农耕劳动的内容、规则对称的形式、和谐安详的动律、平稳和缓的节奏等特征,遂成为农耕民族舞蹈的艺术特色。侗族春播秋收,种田养鱼,植桑养蚕,他们的水车舞、鸭仔穿秧田舞、闹春牛舞等,均是对耕田种地的生产方式的模拟,模仿农耕文化环境中常见动物的动作姿态。朝鲜族是从事水田种植的古老民族,其民间舞蹈具有农耕劳动的特征。农乐舞是表现农耕生活内容历史最长的舞蹈,它虽源于古代的祭祀和狩猎活动,
但后来发展成为农事劳动中的自娱性舞蹈形式。与平原农业环境对应,草原牧业环境产生了狩猎和游牧生活,不断地迁徙和流动的游牧方式对于易于破坏的高寒腐埴土的草原地带是惟一一种生产适应方式,但是多灾多变、不稳定也是游牧经济成长的脆弱性。在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19)的游牧生活中,游牧民族形成了遵循自然规律、热爱自然、感恩自然,拥有与自然相近的豪爽而开放的性格。我们看到,蒙古族人视天为父亲,大地为母亲,动物为朋友。他们的舞蹈动作以模仿鹰的展翅飞翔、马的飞奔疾驰为主,举手投足之间充满了豪迈、热情。在滨海渔业的生态环境里,海洋是渔民的生存空间、生活场所,其价值观念是以安全、捕鱼为核心,形成崇尚妈祖的习俗。汉族渔民的民间舞蹈活动多与迎神赛会结合,祈神保佑出海平安、家宅兴旺的龙舞、蚌舞、鱼舞盛行。在福建、广东地区汉族的鱼灯舞里,春鱼交尾、夏鱼出海嬉戏、秋鱼潜海觅食、冬鱼群聚岩洞等是主要的表现内容。从事浅海曳网渔业和杂渔业的京族信奉海神,他们祈求海神保佑的舞蹈跳天灯,气氛肃穆、安静,舞蹈动作端庄优美,脚跟落地时坚实,膝部颤动有力,这是京族人长期行走在沙滩上形成的动律特点。茂密的森林、巍峨的群山、清幽的河川,构成山林狩猎的生态环境,哺育着狩猎民族。他们在血腥地里飞土逐肉,龙争虎斗中获取果腹的食物、遮寒的兽皮。由于对动物的生存依赖和畏惧,狩猎民族产生了虔敬与戒慎的心情、感恩敬畏惜福的心理。每当打猎归来或是喜庆节日,他们都要歌舞狂欢,内容自然都与狩猎相关。如鄂伦春族有模仿动物和飞禽动作的黑熊搏斗舞,有表现狩猎的依哈嫩舞。可见,地理生态环境决定了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生产技术,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性主要源于各民族对多样化自然环境的适应。由各民族的生活方式所形成的独特动作,会逐渐地化为舞蹈动作。如云南哈尼族卡多人居住于哀牢山茫茫森林边缘,他们白天撵山捕猎、挑担抬木,讲究肩要稳固,这样才能完成重活。他们的舞蹈里的三跺脚即三步重跺一次脚,连着肩重摆的动律就是从劳动节奏韵律中提炼出来的。可以这样说,人的生产劳动方式,首先影响人的行动、步态,
然后影响舞蹈的形态。在决定人们的劳动生活方式的自然生态环境因素里,气候也不可忽视。气候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区域的地理区位即纬度位置、海陆位置、高度位置。另外,不断变化的地球大气、能够储存和输送大量热量的广阔海洋、陆地冰川、地球表面的生物圈也是气候形成的重要原因。气候与不同产业的生产环境、耕作制度、布局和结构息息相关。不同的海拔形成的气候条件,或适宜农耕、或适宜放牧、或适宜狩猎,构成各自的文化特征。但是不同纬度带内的各类山地,形成一定的垂直气候带,山谷花红草绿,山上白雪皑皑,相应地产生一定的垂直结构生产带,促进农、牧、林三种生产特点的融合,成为形成民族舞蹈文化类型丰富多彩的主要因素。气候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生产方式,也影响人的生活,影响人的穿着,影响民族舞蹈服饰,进而影响民族舞蹈动作与风格。亚热带气候下的傣族妇女都喜爱穿花统裙,但这限制了她们的步幅,因而傣族舞基本步伐以慢蹲快起的曲伸为特点,没有太大的起伏,舞步典雅优美。同样气候条件下的云南佤族人服装短而宽,其舞蹈动作幅度较大,形成双膝大幅度的屈伸弹动并且上身前俯后仰和双手前后摆动的动律特征。以上事实说明,气候首先决定各民族的着装性质,而各民族着装习惯又决定其着装类型,然后进一步产生了舞动差异。气候也是决定生物群落分布的主要因素,全球生物群落的分布与全球年平均气温和年降水量有很好的对应关系。中国生物物种具有寒温热带均有、南北东西共存的特点。不同气候条件下的生物常常成为民族舞蹈的审美内容与对象。如热带的白鹇鸟是哈尼族的审美对象,孔雀是傣族的审美对象;寒带的黑熊、虎是鄂伦春族舞蹈的主要审美内容;虎、豹、熊、鹿、狍是满族舞蹈的主要审美内容。当然,这也与这些生物较之其他生物对本民族关系更密切有关。这里探讨的自然生态环境对民族舞蹈的影响,并无地理环境决定论之嫌。地理环境决定论忽略了自然借以作用于人类社会及其文化的若干中介。而民族舞蹈发展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自然生态环境只是形成民族舞蹈的一个重要成分,它对舞蹈民族特异性的构建,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直接起作用,而主要是通过提供生产力的物质条件间接发挥效力。各民族舞蹈的确适应于自然生态环境,但并非只是单纯的自然生态环境的产物,对舞蹈影响更具主要意义的因素是社会文化环境。四、关注民族特异性是民族舞蹈保护的关键之所在文化与环境各个因素在总体的综合变化中,既显他变量的性质,也呈自变量的性质,即每一因素的自身变化都是其他因素变化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又成为其他因素继续变化的原因(20)。通过以上对中国舞蹈民族特异性的各种舞蹈生态因素的分析,可以发现民族舞蹈与舞蹈生态环境的关系极其错综复杂,舞蹈的民族特异性是在多层次、多维度关系上被决定的,它是多重舞蹈生态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各民族对社会文化环境与自然环境适应的结果。各民族舞蹈因生态环境不同而不同,而同一类型、同一民族舞蹈差异的原因也正在于此。如在湘西剑川的少数民族中同一类型的打歌明显地具有不同特点。彝族与傈僳族的打歌,脚上动作占的比重很大,只跳不歌,无固定旋律,曲调随意性很大;剑川东山白族的打歌,载歌载舞,表现为诗、歌、舞三位一体,表演队伍增加了一些纵行直排的穿插变化,加强了上身和双手的动作。这是因为彝族与傈僳族生活居住在山区、半山区,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至今还保留着一定比重的狩猎、游牧生活,因而他们的打歌保存了更多的原始古朴风貌。白族主要居住在坝区,经济文化相对先进,因而白族打歌中保留的原始风貌要少一些,变异的程度更大一些。再如苗族因居住的黔东南和黔西北的生态环境差异,导致芦笙歌舞的不同。前者聚族而居,生活稳定,因而芦笙歌舞多为欢乐、热烈、稳健;后者分散居住在高寒山区,生活艰苦,芦笙歌舞长于机巧,
有一定压抑感,舞蹈动作灵巧,并加入杂技表演,表现出艰苦斗争中机敏坚韧的性格。当然,随着民族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互相影响、互相吸收的力度加大,也会出现舞蹈民族特异性分化、组合、融合的现象。如云南普米族和纳西族、白族、彝族、藏族、傈僳族、汉族等兄弟民族相邻或杂居相处,民族文化之间互相影响。醒英磋中的道具扁铃、拨浪鼓等,明显是受了藏传佛教的影响。仆瓦磋中的作揖等动作,又透出汉族文化的影子。一个民族舞蹈与其它民族舞蹈的融合程度越高,它的外显性标志(如舞蹈语言、表现形式等)就越弱。其实,一个民族舞蹈对变化的生态环境会积极应对、适应,会借用某些外来生态环境的因子,以实现对变化环境的适应,协调并维持与生态环境的平衡。如居住于云南通海的蒙古族,其现有的生态环境与原有的生态环境迥异,虽然他们表演白族霸王鞭,演唱彝族跳乐的曲调,但是他们的服装与头饰则仍是蒙古族的,仍有自己独特的习俗,其舞蹈在调适中仍不失民族本色。民族舞蹈是活态的非物质文化财产,是民间创造的原生态艺术,是民族个性特征与民族精神的重要表征。舞蹈民族特异性作为民族精神文化的永久性印记,牢牢地附着在舞蹈的各个层面。尊重舞蹈的民族特异性,就是尊重民族文化,尊重民族本身。从民族舞蹈的多样性来说,它的根基在于人类生存地域环境的多样性,在于各民族的生存方式(包括实践方式、认识方式、生活方式等)各自的特殊性,还在于各民族的情感、心理等的特殊性。只要这些多样性、特殊性存在,舞蹈的多样性就不会消失。多样化的民族舞蹈不仅使世界舞坛避免成为单调的清一色,维护丰富多彩的状态,而且能使世界舞坛充满活力和生机。民族舞蹈多元化发展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必然,是舞蹈艺术走向共同繁荣的必由之路。世界的体制与其说是创造全球范围的大规模的同质文化,不如说是一种多样性代替另一种多样性;新的多样性更多地建筑在相互关系上的,而不是建立在自主性之上的(21)。每一种民族舞蹈都有其艺术价值、艺术特色,趋同则就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而成为乏味的舞动。如果不遏制民族舞蹈的趋同化倾向,就会使各民族原汁原味的、绚烂多彩的舞蹈荡然无存。正如法国总统希拉克所言,如果只有单一语言和单一文化,将会出现真正的(文化)生态灾难(22)。为避免和抵制民族舞蹈的趋同化现象,必须自觉发扬民族舞蹈的特异性优势。民族舞蹈之所以需要保护,因为民族舞蹈生态环境正在逐步脆弱化。从生态学角度说,脆弱的生态环境主要是由于人为作用的影响,若干重要的环境成分,如物种、土壤和水分、空气质量等已经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人为的干扰已经改变或正在改变地球表面几乎所有地域的生态环境,当生态环境退化超过现有的社会经济和技术维持目前人类发展的限度时,就会产生多样化减少乃至消失的生态灾难。当前,民族舞蹈生态环境出现危机的征兆,如舞种日趋萎缩和消失,舞目锐减,显要动作变形,传承者减少,播布区的面积不断缩小,民族舞蹈资源总量下降。如果我们丧失了具有人性本真的原生态文化根和源,犹如丧失了我们的精神植被(23)。培植舞蹈民族特异性的生态环境的脆弱化、生存土壤的恶化,不啻给民族舞蹈生存敲响警钟。若再不改变这种生态环境,民族舞蹈之花就会凋零、失落直至消亡。宏观的舞蹈生态环境逐渐全球化,外来的新、洋、美强势舞蹈物种冲击着本土的土、旧、丑弱势民族舞蹈物种。西方文化对我们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审美情趣和信仰取向等造成的巨大冲击,正在消解民族文化抵御力,破坏民族舞蹈生态环境中的精神和文化植被。当然,全球化对民族舞蹈的效应并非只是消极、反面的,它也有积极影响的一面。全球化使民族舞蹈增加了开放、交流的机会,对舞蹈的民族特异性的传播十分有益。在交流中,人们会加深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观念的理性认识,从而提高对民族舞蹈的独特价值的肯定,加大对民族舞蹈的保护力度。①④⑧⑨资华筠:《舞蹈生态学导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第1422页,第1618页,第16页。

在民族舞蹈中,一些舞蹈动作在动作范围上相对较大,成为舞蹈者动作的中心和集中点,具有显著的视觉效果,容易区分民族的特殊性。例如,“手”是土家族“摆手舞”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单摆、双摆、回旋摆等组成,“脚”是彝族“左脚舞”的重要组成部分,“步舞”是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舞蹈动作的范围,可以区分重要部分、第二重要部分和第二重要部分。在景颇族的“剑舞”中,手腕和手臂轮流跳舞,生花。同时,左脚和右脚显示弓箭步以配合手的动作。因此,“手”是动作的重要部分,“脚”是动作的第二重要部分。傣族的“蜡舞”是一项重要的动作,因为他们用手握住点燃的蜡棒,伸出手,向外盘旋等,而舞步起伏、前脚抬高、后腿弯曲等脚的动作则成为次要的重要动作。观察重要作用部位与其支撑部位的夹角,可以确定其运动范围的大小。蒙古族“顶碗舞”中,头颈部稳定不动,头颈部的运动范围为零度;筷子舞中,上肢绕躯干运动。没有代表性的重要动作,就没有民族舞蹈,这些重要动作在舞蹈中频繁出现,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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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规律。舞蹈动作可以单独形成舞蹈动作规律,也可以组合形成舞蹈动作规律。它是运动的枢纽。

其五,显要动作部位与动作。显要动作部位与动作具有动作本质的特点及规律,但同时它又是独特的、鲜明的、具体的、生动的。它是舞蹈民族特异性的徽章,是一个民族舞蹈动作的最鲜明的性格特征。

通过对民族舞蹈的舞蹈规律的分析,可以从根本上促进对民族舞蹈特殊性的认识。各民族舞蹈规律的具体部位和局部或组合动作特点各不相同,如维吾尔族“独浪舞”以下肢为中心,具有下肢的运动规律。在其运动规律中,有“滑行和急冲”的快速步长或退缩和“微震”的小膝关节屈伸。例如,蒙古杯舞具有上肢运动和躯干运动的特点,包括手的圆形运动规律和身体的摆动和扭转规律。布依族舞蹈中,舞者上肢扭动轻盈自然,手臂动作多为圆形和长摆;下肢多为屈膝和盘腿,髋关节扭动和膝关节弯曲伸展上肢,几乎由全身组合动作构成。因此,舞蹈法的多样性来源于舞蹈的民族性。如果没有国家的特殊性,舞蹈规律是统一的、单调的。

在民族舞蹈里,有的舞蹈动作相对运动幅度较大,成为舞者动感中心与集中部位,其视觉效果显著,这一显要动作部位与动作让人最容易分辨出民族特异性。如手是土家族的摆手舞的显要动作部位,单摆、双摆、回旋摆等摆手动作构成其显要动作。脚是彝族左脚舞的显要动作部位,踏跳是其显要动作。若按舞蹈运动幅度大小,可区分出显要动作部位、次显要动作部位、次次显要动作部位。在景颇族刀舞里,手腕、手臂翻转舞出刀花,同时,左、右脚呈现弓步等以配合手的动作。所以,手是显要动作部位,脚是次显要动作部位。傣族腊条舞因双手托住点燃的腊条,掏手、向外划圆等手部动作就成为显要动作,而起伏步、抬前脚、后屈腿等脚部动作成为次显要动作。观察显要动作部位与其支撑部位的角度可确定其运动幅度的大小。蒙古族顶碗舞其显动部位是头颈部,且稳定不动,头颈部的运动幅度为零度;而筷子舞的显动部位是上肢,上肢围绕躯干大幅度运动。没有一个民族舞蹈没有代表性的显要动作,这些显要动作在舞蹈里高频出现,让人无法忽视。

第七,技巧。不管是哪种艺术家,如果不掌握技巧,就不能很好地表达最丰富的情感。技能往往集中在身体的某一部位,并突出和强化,形成典型的技能部位和动作。

其六,舞动规律。舞蹈动作单独或组合运动,都可形成舞蹈动律,它是动作的枢纽。

社会生态环境因素对舞蹈民族特色的影响

通过对民族舞蹈舞动规律的分析,可使我们在舞蹈民族特异性的认识上获得本质的提升。每一个民族舞蹈动律存在的具体部位以及局部的或组合的运动特点是不一样的,如集中于下肢并具有下肢动作规律的有维吾尔族多朗舞,在它的动律中有快速的迈步或撤步的滑冲和膝部小屈伸的微颤。具有上肢动作加躯干动作规律特点的如蒙古族盅子舞,有手部绕圆动律以及身体横摆扭动律。在布依族舞蹈里,舞者上肢转体扭摆动作轻舒自然,手臂动作以环状和悠摆居多;下肢多为屈膝和盘腿,胯臀的扭摆和膝关节的屈伸牵动上肢,几乎是全身组合运动构成其动律。因此,舞动规律的多样化源于舞蹈民族特异性,若无民族特异性,舞动规律则统一而单调。

将生态环境与文化联系起来,关注人类社会或某一民族对其生存环境的适应,是文化生态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它研究人类在一定环境背景下的行为和文化,人类如何适应周围环境,环境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塑造文化。根据文化生态学的创始人斯图亚特,“文化核心”因其特定的或“有效的”环境而发展,进而促进其他文化特征的形成,即:文化变迁过程中的环境与文化互动。虽然在文化生态学中存在着一些偏差,但它认识到环境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领域,它们是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代表了环境与构成其一部分的有机生命之间的结构和功能关系。由于生态系统相对复杂,因此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对其进行考察。舞蹈生态学的基本任务是以舞蹈为核心,把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作为影响舞蹈的生态环境,从宏观、深入、多维的角度研究它们与舞蹈的相互作用和依存关系。

其七,技巧。无论怎样的艺术家,若不掌握技巧,就是最丰富的感情也无法很好地表现。技巧往往集中于身体的某一部位,并突出与强化以形成典型技巧部位与动作。

舞蹈生态确立了这样一种认识:舞蹈是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创造、发展和变化的。从舞蹈生态的角度看,影响舞蹈民族特性的社会生态环境因素主要有民族心理、民族意识、民族精神、民族性格、民族风俗习惯等,民族心理特征是在特定民族长期的社会自然环境制约和历史文化积淀过程中形成的。它们是通过一个国家特殊的社会化过程代代相传的。德国心理学家冯特认为,民族心理是社会因素的结果,是人类先进心理过程的体现,是人类的“文化成就”。生活习俗、道德观念、生产行为、交往行为、艺术活动都能表达民族心理。草原上驰骋游牧的蒙古族舞蹈风格微微向后倾斜,用眼睛望着辽阔的草原,轻松的肩膀,稳稳有力的步伐,宽大的开合动作,表现出刚强勇敢的心理特征,以及以草原为美、以草原为荣的民族心理。因此,一个民族的舞蹈词汇可以揭示其典型的心理特征。

有的民族具有特殊的舞蹈技术方法与细节。从典型技巧部位来看,以头部为典型部位并发展出技巧动作的,如维吾尔族盘子舞中的顶碗技巧,突出表现头部的稳定性与平衡性;赛乃姆里的移颈技巧,主要表现头部的灵活性。以腰部为技巧部位发展出技巧动作的,有傣族孔雀舞里躺身吃水技巧;藏族舞蹈热巴中的扭腰打点、弯腰击鼓技巧;蒙古族盅碗舞里的板腰、旋腰技巧等。以上肢为技巧部位发展出技巧动作的,有土家族耍耍的靠手、翻扇花留手、双晃手等;蒙古族的柔肩、耸肩、弹肩、甩肩、抖肩等肩部技巧。以下肢为技巧部位发展出技巧动作的,有藏族的堆谐的脚下打点的踢踏技巧;彝族跌脚舞的一边一脚至十二脚,单穿花至八脚穿花等技巧。这些高超的技巧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从舞蹈动作技巧的种类来看,各民族舞蹈技巧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如朝鲜族舞蹈的分腿跳跃、燕式腾飞,突出了滞空高度。藏族热巴的躺身蹦子突出了高超的跳跃技巧,舞者甚至在跃起中还可以捡拾起物品。维吾尔族竞技旋转技巧也堪称一绝,跪转、空转、掖腿立转、平转,突出了旋转的复杂性与难度。这种高难的技艺,让人眼花缭乱,惊叹不已,反映出各民族舞者对舞蹈技术的掌握达到了一定程度后的巧妙运用。二、社会生态环境因素对舞蹈民族特异性的影响
将生态环境与文化相连并且关注人类社会或某个族群对其生存环境的适应状况,这是文化生态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它研究某一环境背景下人类的行为和文化,考察人类如何与其周围环境相适应以及环境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塑造文化⑩。文化生态学的创始人斯图尔德认为,文化核(cultural
core)(生存方式)因其所利用的特定或有效的环境(土壤、气候等等)而发展起来,又反过来促使其他文化特征(社会组织)的形成,即环境和文化之间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互动(11)。尽管文化生态学存在某种偏颇,但它认识到,环境和文化是不可分离的领域,两者处于相互作用之中。生态系统表现为环境及构成它的一部分的有机生命体之间的结构性及功能性的相互关系(12),因为生态系统较为复杂,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进行考察。而以舞蹈作为核心,将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当作影响舞蹈的生态环境,宏观、深入、多维地研究它们与舞蹈的交互作用与依存规律,这又是舞蹈生态学的基本任务。

涂尔干是19世纪末法国社会学家,他提出了“群体代表”的概念。在他看来,所有来自个人经历的感觉实际上都来自于群体生活,属于“群体表征”。民族意识是一种典型的“群体意识”,它的存在是由第一个“群体表征”造成的,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民族内部成员的个体意识。民族意识主要体现在民族自我意识的高度上,即一个民族的所有个人都热爱自己的历史和优良的文化传统,习惯于自己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并关注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这种民族自我意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极大的稳定性,成为维系民族的重要因素。在侗族祭祀舞蹈《多耶》中,人们手挽肩围成一圈,缓慢而有节奏地走着,膝盖微微颤抖,双手摆动。这种集体舞具有民族认同、强化血缘关系、凝聚宗族力量的功能,也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觉性。

舞蹈生态学确立了这样一个认识:舞蹈是在自然、社会环境中造就、发展、改变的。以舞蹈生态学的观点来看,影响舞蹈民族特异性的社会生态环境因素主要有民族心理、民族意识、民族精神、民族性格、民族习俗等。民族心理特点是特定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制约与历史文化的积淀过程中形成的,通过某民族特殊的社会化过程而世代相传。德国心理学家威廉冯特认为,民族心理是社会因素的结果,是人的高级心理过程的体现,是人类的文化成果。生活习俗、道德观念、生产行为、交往行为以及艺术活动等都可表现民族心理。驰骋、游牧于草原的蒙古族舞蹈体态略向后倾、眼望辽阔草原、肩部松弛自如、步伐稳健有力、动作大开大阖,表现出强悍骁勇的心理特质,以及以草原为美、为骄傲的民族心理。所以,一个民族的舞蹈语汇可揭示该民族的典型心理特征。

19世纪末的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提出团体表象概念。他认为,一切来自于个体经验的感受,实际上产生于团体生活之中,属于团体表象(13)。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民族意识即是典型的团体意识,它的存在是先行的团体表象造成的,并且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民族内部成员的个体意识。民族意识主要表现为高度的民族自我意识,即民族的个体都热爱本民族的历史和优良的文化传统,习惯于本民族的习俗、生活方式,并关切它们的存在和发展。这种民族自我意识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很大的稳定性,成为维系该民族的重要因素。在侗族祭祀舞蹈多耶里,众人拉手、搭肩成圈,有节奏地踏步徐行,双膝微颤,双手摆动。这种集体舞蹈,具有民族认同、强化血缘亲情、凝聚宗族力量的功能,也显示了特别强烈的民族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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