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u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成为经典的背后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 1

1964年10月,一部名为《东方红》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成功上演,看过《东方红》的中外人士都为之震撼。以高超的音乐舞蹈艺术形式,史诗般地将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展现在舞台上,这是《东方红》的一种独创。

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3200多人的创排队伍中,有一位特别的“高龄”工作人员,他叫韩伍昌。今年64岁的韩伍昌当年曾是《东方红》《中国革命之歌》的舞蹈演员,如今加入《复兴之路》的创排团队演出部,为他的艺术人生再次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64年10月2日,由周恩来总理担任总导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上演,由此成为经典。这一艺术里程碑是如何诞生的?上海市文化艺术档案馆在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举办《东方红》艺术档案展,用近200件档案原件和400余张珍贵历史照片为人们还原《东方红》的制作过程,以及台前幕后的感人故事和演出细节。这些史料全部为首度公开亮相。
根据档案记载,《东方红》分8个场次,在2个多小时内连续演出53个节目,变换37个场景,使用4000多套服装,大小道具10000多件,80多个单位、3500多名演员参加了演出人们不禁疑惑,半个世纪前的舞台技术条件,如何让这样庞大的演出得以完美呈现。答案是:所有演职人员的精诚合作。
本次展览展出了大量50年前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美设计手绘稿原件,包括34张舞美布景手绘稿、148张服装化妆人物形象手绘稿和9张人物造型定位手绘稿。记者看到,它们全部由水粉颜料绘制,画面真实、比例恰当。
据记载,为了做好演出的准备工作,工作人员总是提前数小时到后台,对每一张幻灯片、每一个灯泡、每一个装置、每一次效果进行反复校验,使每一个场景变化都显得天衣无缝。尤其是天幕幻灯操作,在人民大会堂舞台宽28米、高18米的天幕上,舞台的景深太浅,只能用七架幻灯分段衔接映射。每一次换景,都要经过数千次校准、试验,才能使幻灯精确无误地投射在舞台背景区域。比如,进军舞一场,从《百万雄师过大江》到《欢庆解放》,在短短几分钟时间内要呈现长江、伪总统府、南京新街口三个不同的场景,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使用幻灯布景这一特技才能做到。

《东方红》这一艺术丰碑,是周恩来开创的。受非洲歌舞形式的启发,搞一部艺术与历史完美结合的中国式的歌舞,是周恩来的心愿。1964年是新中国成立15周年,他的心中开始酝酿一个宏大的创作设想,就是上演一部大型的歌、舞、诗结合的史诗性作品,来完整地、艺术地反映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这年7月,他批准了中宣部《关于国庆期间演出大型歌舞东方红问题的请示》,决定成立创作领导小组,并明确表示:这件事我要亲自抓。

当年 排练军事化

但是,以什么样的思路和风格艺术地再现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做到艺术与历史的高度统一?周恩来在指导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创作的时候,率先提出了要采用史诗的写法的想法,他认为,中国革命本身就是一首壮丽的史诗,是一个伟大的创作,排演《东方红》,就是要努力做到用艺术形式将中国革命这首史诗再现在舞台上。具体说来,就是要努力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要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从这时起,《东方红》就开始了用史诗的写法来创作的历程,力图深刻地反映出中国革命的光辉历史,同时还注意艺术风格、艺术手法的多样化,使人得到艺术享受,真正达到艺术与历史的高度统一。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韩伍昌是个地道的上海人,虽然12岁时就离家来到北京求学,但乡音未改。

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于1964年8月开始启动。为了内容和形式都体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周恩来在明确艺术与历史高度统一的原则基础上,对作品主题的确立和艺术表现手法的把握,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1964年,韩伍昌参与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在“北方吹来10月的风”“保卫黄河”等3个段落中担任舞蹈表演。当年的舞美、灯光、服装,远远不如今日这般华丽炫目,舞台是固定的,布景只有一种,打幻灯是唯一的变化。因此,表演的重点完全落在了演员的唱与跳上。“每个动作都要绝对到位,排练完全是军事化的管理。”

关于《东方红》要表现的主题,周恩来明确指出就是要用艺术的手法,总结和反映党的历史经验,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当然,史诗不是对历史进行简单、机械的复写,《东方红》也不可能把党史上的每次重大事件都搬上舞台。要把中国革命这幅长篇历史画卷浓缩在小小的一方舞台上,只能是粗线条地勾勒。但如果勾勒不好,缺乏艺术的创造和加工,就容易成为政治说教,收不到理想的效果。如何在历史长河中抓住最本质的东西并把它艺术地再现出来,直接关系到能否充分表现作品的主题。为此,周恩来多次给编创人员讲解中国革命的历史,强调要重点把握党的三大法宝和三大作风等这样一些最基本的内容,努力把这段历史的闪光点展示出来。

韩伍昌犹记得,有一次,周恩来总理来看望演员,“他亲切地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我们大着胆子说,总理,吃不饱!发的馒头太小。没想到,周总理立即嘱咐,要让我们吃饱吃好。”当晚,鸭架熬汤,加上白菜粉丝,管饱的米饭,让大家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主题确定了,还有一个艺术表现的手法问题。在当时,用艺术形式,特别是用歌舞这种形式来概括地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斗争的历史,还处于摸索阶段,有相当的难度。为此,周恩来反复提醒大家:我们搞的是一部史诗,史诗要用史诗的写法,它不是写故事性的剧本。它既是粗线条的,又要很深刻,能打动人。为了使《东方红》的创作真正达到历史与艺术的高度统一,他特别强调,在创作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艺术风格、艺术手法的多样化;平板、单调、贫乏的东西不仅不能使人受到政治教育,也不能使人得到艺术享受。他认为:表现革命,有的时候需要雄壮的东西,有的时候也需要轻快的东西。有刚也要有柔,有统一也要有变化。我们党的斗争历史是刚的,因此,《东方红》这部作品的基调是刚的,这是统一,但也应该有优美抒情的歌和舞。革命是广阔的,革命感情是丰富的。总之,他强调在创作中,要把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起来。

如今 忙碌“老管家”

为了使《东方红》能够准时上演,周恩来亲自投入创作设计。如《东方曙光》是这部大型舞蹈史诗的第一场,准备用歌舞的形式来反映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但一直找不到现成的歌曲。周恩来为此着急的时候,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周巍峙到音乐研究所找到了一首名为《北方吹来十月的风》的诗歌,又请作曲家李焕专门作曲,周恩来听了之后非常满意。他认为词曲很好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充分表达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主题。为了进一步突出主题,他还亲自设计了布景:天幕的左侧是马克思、列宁的画像,在画像前同时升起两面旗帜,一面是党旗,一面是青年毛泽东的头像,在两面旗帜引导下,行进着中国革命的队伍。这个布景,很好地烘托了意境,得到了大家的交口称赞。

毕业后,韩伍昌加入当时的中央歌舞团,主攻中国舞,随团先后出访了30多个国家。1984年,40岁的他参与了《中国革命之歌》的舞蹈演出。1998年退休后,韩伍昌来到文化部艺术司工作。2008年9月,《复兴之路》的创排进入关键期,他再次“角色转变”,成了演出部一名工作人员。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于1964年10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首演,立即引起了空前的轰动。仅在北京就连演14场,观众场场爆满。10月16日晚,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毛泽东也来到人民大会堂观看演出,满意之余,他还亲自接见了参加《东方红》创作和演出的全体人员。

韩伍昌瘦小精干,健步如飞,工装裤兜里塞着手机,腰间别着对讲机。从前期召集创作人员、开策划会,到中期辗转各个排练场监督,再到如今进入人民大会堂合排,他笑称自己活脱脱就是个“老管家”,什么都管:演出、舞美、舞台监督,甚至帮忙分盒饭。天通苑的家,很久都没回去了,“每天忙到凌晨一二点,哪还有空?索性和大伙儿一起住宾馆。”

《东方红》得到了方方面面的认可,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看后既震撼又深感启迪良多。10月6日,当时就读于清华大学的胡锦涛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上了生动的一课》的文章,其中写道:看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以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这不仅是一场很好的歌舞,而且是一部中国革命的巨大史诗,它赋予我们巨大的精神力量,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这发自内心的感言,充分说明了《东方红》在内容和形式上给予广大观众的感染和震撼,也是对周恩来关于要用艺术形式将中国革命这首史诗再现在舞台上的最好注脚。

感受 新作气势大

《东方红》演出成功后,周恩来曾经说过:《东方红》要演下去,它是用我国人民的血汗写出来的;不仅要演下去,而且要写出新的作品,要一部一部地写下去。

这三部国家最高水准的音乐舞蹈作品之间有何差别?韩伍昌说,它们之间没有可比性,因为时代在变化,艺术人的眼界不断开阔,艺术观念也与过去不同了。“过去的表演纯正,而现在则是一门综合艺术。《复兴之路》和普通演出不一样,它讲究每个细节,要精致、到位,小到转台、拉幕的节奏,都要反复操练。”

1984年,在《东方红》公演20年之后,《中国革命之歌》在北京上演。这是又一部史诗性的音乐舞蹈作品,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献给新中国成立35周年的厚礼。这部作品的演职人员中的许多人当年都参加过《东方红》的创作和演出,按照周恩来倡导的艺术与历史高度统一的创作原则,饱含热情地投身到这部新的史诗创作之中。

三次参与国家最高水准的音乐舞蹈作品创排,韩伍昌是幸运的。他用“气势磅礴”“史无前例”等成语来描绘《复兴之路》。“我感觉,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盛!要是我能再年轻10岁,我真恨不得自己上去跳!”

《中国革命之歌》与《东方红》的区别首先在于它们的时间跨度不同。《东方红》描写的是从五四运动到开国大典30年来的历史,而《中国革命之歌》表现的则是从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初期140多年的历史,无疑,后者的历史视野更加广阔。其次是由于时代的发展和进步,更多的文艺工作者能够参加演出,现代化的舞台和创作条件,激光、投影等先进科学技术的运用,不仅增添了《中国革命之歌》的磅礴气势和绚丽色彩,也使得它的艺术创造和表现力更加突出。

驻京记者 徐轶汝 (本报北京今日电)

时任文化部顾问、中国作协副主席的陈荒煤曾撰文指出,《中国革命之歌》以高度艺术语言概括,充满激情和诗意,引人深思、感人肺腑地再现历史的面貌。他认为:既然称之为史诗,就应该承认史与诗是一个融合在一起的结晶,完美和谐的整体。没有伟大雄壮的历史,也不可能有激荡人心的诗歌。文艺界人士认为,《中国革命之歌》的成功之处,就在于牢记周恩来关于用艺术形式将中国革命这首史诗再现在舞台上的教诲,坚持了《东方红》所体现的艺术与历史高度统一的创作原则。

当新中国走过60年,回顾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程的时候,人们期盼像《东方红》和《中国革命之歌》那样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渴望再创作出新的舞台艺术鸿篇巨制。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也是延续着艺术与历史高度统一的创作原则起步的,再次诠释了音乐舞蹈史诗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用李长春的话来说,这类音乐舞蹈史诗,是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

《东方红》曾被誉为20世纪华人音乐舞蹈经典。它历经数十年时间,至今仍具有强大的魅力,原因就在于它既是精湛的表演艺术作品,也是宏伟的史诗,集中表现了中国人民的优秀民族特性,是艺术与政治、历史的完美统一。正如一位当年观看过《东方红》的外国记者所说:这部作品使人们看到了一个伟大的党、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人民。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相关文章

网站地图xml地图